本文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真故研究室(ID:zhengulab)”,作者霍四究。
今年春天,两大国民APP抖音和微信开始热衷于线上演唱会,从老炮崔健,到“冷门歌手”孙燕姿,再到永远跑调的罗大佑,两大平台没有选择当下的顶流,将宝都压在了二十年前火热的歌手人身上。
娱乐圈总是新人胜旧人,但这些千禧年时代的歌手却无一例外地掀起收视狂潮。
稍一回顾,近些年随着一众明星的暴雷,娱乐圈从众星捧月,逐渐演变成垃圾分类,而那些过气明星反而频频成为新的顶流。
文娱圈似乎被困在了千禧年。
过去的油条更好吃
22年前,新浪娱乐一篇名为“2000年文艺圈回顾”的文章中写道,“真正让歌迷关注和狂热的则是没有不良纪录的罗大佑。”
那一年罗大佑在上海举办内地首场演唱会,引发轰动。
许知远回忆道,“我还记得演唱会结束后,上海衡山路酒吧街上,拥挤了很多年轻人。每家酒吧,都是兴奋的人,在唱罗大佑”。
据媒体报道,当时的北京歌迷有的联系包一架波音737飞机,有的组队包火车车厢,就为了南下一睹偶像风采。
22年过去了,前不久罗大佑举办首场线上演唱会,观看人数达到了3522.6万人次。跟罗大佑一样热度不减的还有周杰伦,其线上演唱会观看人数累计近1亿人次。
2007年,“30年两岸校园歌曲经典演唱会”在北京举办,作为发起人的罗大佑因事缺席,周杰伦临时救场,主办方特意为罗大佑歌迷开通了退票通道,结果“只有两人退了票,还有一个人来了一听临时加了周杰伦,就笑问会不会加价。”
虽然和“校园歌曲”的主题不搭界,但演唱会当天,周杰伦的出场还是掀起了全场高潮。
在当时,罗大佑的缺席与周杰伦的救场就像一个隐喻,周杰伦成为继罗大佑后华语乐坛的又一位标志性人物。
然而十几年过去了,在疫情仍未结束的当下,大众怀念与追捧的,还是千禧年之际爆火的罗大佑、周杰伦,甚至孙燕姿,后者的线上演唱会观看人数达到了2.4亿。
与线上演唱会一样引发怀旧风潮的,还有港乐竞唱节目《声生不息》。不管全场合唱Beyond的《海阔天空》与陈慧娴的《千千阅歌》,还是林子祥叶倩文合唱《敢爱敢做》,都将怀旧演绎到了极致。
哪怕是00后王源所演唱的曲目,也是03年的《岁月如歌》。更不用说节目中的其他金曲,《遥远的她》最早发行于1986年,陈奕迅的翻唱也已经是2000年的事了。
当我们提到港乐时,“我们谈千禧年左右的经典歌曲”跟“我们只能谈千禧年左右的经典歌曲”,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岁月如歌,不只有港乐陷进了回忆里。前不久音乐人沈庆去世,这位内地校园民谣歌手年轻时喜欢金庸跟罗大佑。
1994年,正是在沈庆的奔走下,大地唱片发行了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校园民谣经典《校园民谣1》。这张专辑卖了60万张,囊括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同桌的你》等经典歌曲。
沈庆的去世上了热搜,不少人怀念起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用高晓松的话说,“仿佛青春就是一群人弹着吉他,在某块月光下的草坪或者台阶上唱歌”。而更年轻一点的人群,则通过浪姐怀念起了王心凌。
2005年,王心凌首次到内地宣传新专辑《honey》,百度王心凌吧的歌迷在帖子里呼吁道,“鼓励心凌的歌迷力所能及尽量都去买正版CD,用最实际最直接的方法去支持她。
即便不具条件,买盗版的朋友,也希望能多多向周围的朋友介绍、宣传王心凌,起码赚个人气场”。
17年后,这些曾经的歌迷表示要将年轻时欠王心凌的票还回来,买芒果超媒的股票、为王心凌投票做数据成为最直接的方式。
一夜之间,王心凌连登十个微博热搜。
王心凌的翻红也让更多人怀念起了台湾偶像剧。《流星花园》、《微笑Pasta》、《绿光森林》、《天国的嫁衣》、《恶作剧之吻》,谁没磕过其中的几对CP?
有趣的是,这些偶像剧无一例外都被翻拍过或即将被翻拍。有人热衷怀旧,就有人热衷炒冷饭。而这些冷饭的创作时间,也大多集中在千禧年左右。
关于大众为何怀旧,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过去总会被合法化。
作家韩少功说得更直白一点,“我相信决不是过去的油条更好吃,过去的官僚就不贪污,而是因为人非往昔”。
但就文娱领域来说,确实是过去的剧更好看,过去的歌更耐听。千禧年,可能是流行娱乐最后的黄金时代。
内娱的巅峰
2001年电视剧《大宅门》在央视热播,后来又红到对岸。
歌手蔡琴有次接受电视采访,不知怎么说到《大宅门》,她脱口而出,嫁人就嫁陈宝国,太男人啦,那就是男人该有的气概!
《大宅门》不是唯一一部在台湾走红的内地电视剧。
《雍正王朝》引进台湾后连续6次重播;《天龙八部》在中天电视台播出,收视率是当时台湾所有频道晚八点时段的第一名;
《康熙王朝》拍摄完毕之后,台湾多家电视台前来抢购播放权,经过激烈的竞争才被卫视中文台夺标;
原先进驻八点档的《三国演义》由于收视热潮而引起台湾演艺工会的强烈抗争,最终被调到夜间十点半后播出。
据台湾媒体报道,2001年是内地剧在台湾“最风光的一年”,因为内地连续剧已经胜过本土剧,成为台湾“两大主流戏剧之一”(另一为韩剧)。
也就是从那一年起,台湾许多综合频道将内地剧置于八点档,比如台视的《像雾像雨又像风》、中视《上错花轿嫁对郎》、东森电视台《铁齿铜牙纪晓岚》等。
当时内地剧之所以在台湾受到欢迎,制作精良、场面宏大是关键。
而千禧年左右内地最不缺的,就是精品好剧,历史剧有《三国演义》、《水浒传》、《雍正王朝》;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有《开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在上海》;现实题材的有《情满珠江》、《英雄无悔》、《和平年代》、《便衣警察》、《北京人在纽约》等。
好剧离不开好的创作环境,用剧评人李星文的话说,
“电视剧的成功跟时代不无关系。整个八十年代是中国的启蒙主义大旗高扬的时代,全社会包括文艺界都是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个思想解放空前的时代,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和藩篱阻碍,大家都有一种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伸展感。”
当“新的艺术形式遇上了一个没有禁忌的时代,再加上从西方舶来的电视剧创作和表达手法,以及对各种传统叙事方式的继承改造,佳作批量而生。”
而到了九十年代,又面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生产力再次得到解放,电视剧的商业性得以大幅提升,最终与人文性高位交汇,出了一批好作品。”
导演都晓回忆过,入行之初曾拍过一个40分钟左右的短片,“刚拍完就让人家给毙了,领导每到来都说我们有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想”。
到了2001年,都晓跟张军钊联合执导电视剧《红蜘蛛》,通过女重刑犯的故事展现社会转型期的阵痛。
同一年管虎拍了《黑洞》,主角聂明宇既是市长之子、企业家,又是地下黑社会老大,剧中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再现正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创作过《玉观音》、《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的海岩曾这样评价那个电视剧的黄金时代 “上世纪90年代与之前“四人帮”时期以及现在的商业时代相比,还是思想比较活跃的时期,商业规则没有掌控一切,题材上也比较追求解放,从艺术上说,(那个时候)影视行业还是追求文学对社会的干预影响,对人生影响的震撼。现在已经很难做文学艺术判断了,只做数据判断。”
受益于良好创作环境的不只是电视剧。
前段时间有个段子,“有人说疫情让中国电影业倒退三十年,我心想还有这等好事”。
千禧年左右也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苏州河》、《鬼子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我的父亲母亲》、《霸王别姬》。在八十年代极度求知求真、渴求文化反思的氛围中入行的第五代导演在九十年代的艺术创作达到巅峰。
千禧年还是流行音乐人才辈出的时代。内地校园民谣有高晓松、老狼、叶蓓、沈庆、朴树;摇滚有郑钧、窦唯、许巍、张楚、痛仰、达达、新裤子;
至于港台地区,借用一句网友的评论就是,“千禧年那段时间歌手实在太多”。当时台湾有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梁静茹四大天后,还有张韶涵、王心凌和杨丞琳三小天后;
香港在千禧年前后则有四大天王跟陈奕迅、Twins、容祖儿、杨千嬅等代表歌手。
千禧年内地流行音乐的繁荣离不开港台地区的人才流动与资金投入。
当时的广州最早实行签约歌手制度,借鉴港台的包装模式,根据歌手的特点量身定制歌曲,通过精心的策划后再推向市场,代表歌手杨钰莹、毛宁;
而内地校园民谣的代表作《校园民谣1》的发行方,则是被誉为Beyond御用作词人的香港音乐人刘卓辉在内地创办的大地唱片;有魔岩三杰之称的的窦唯、张楚、何勇在九十年代签约台湾滚石旗下的魔岩唱片,后者策划了94年红磡演唱会。
回望千禧年,那是一个强调包容、多元且人与人互动频繁的时代。也只有在那样的时代,“文艺创作得到空前释放,激情与灵感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在各种艺术创作中,人性、自由、民主、尊严、价值、法制、平等、权力、命运等被无数次地放大与拷问”。
电影《甲方乙方》的结尾,葛优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作为流行娱乐的黄金时代,千禧年过去了,大众也在不断怀念。
行业寒冬
2014年政协会议上,演员张国立表示,国产影视剧太假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像国外影视剧那样去拍又不能通过审查,比如拍《来自星星的你》肯定会被指责为“渲染怪力乱神”然后被毙。
“国内的制作人脑子里都会有一根弦,自己很清楚什么可以拍,什么不可以拍。我也在追美剧,比如《纸牌屋》、《国土安全》,如果这样的戏由我们来拍,肯定不能通过。”
审查不仅困扰着张国立,也困扰着华谊兄弟的王中军。
很多年前王中军就在采访中吐槽,“有些题材进口片可以拍,但你拍就不行,有些片子则需要多头审查,教育部说可以拍,民族事务委员会就说不行,而广电总局出来打圆场:“算了,不差一个片子,你先拍别的吧。”
如果说疫情前对文艺创作的讨论还聚焦于尺度与界限,那么当影视寒冬与疫情来临后,娱乐圈的关注点变成了生死与存亡。疫情来临后的2020年,全国19家影视上市公司,有15家亏损,只有4家盈利。
整体来看,19家影视上市公司2020年合计亏损141.85-165.23亿元。
两年后,影视圈的颓势越发明显,艺恩数据发布的《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影市场报告》显示,2022年一季度,全国电影票房总计140亿元,回落至2016年前水平。
其中,3月票房跌幅最为明显,大盘票房近9.1亿元,同比下滑63.5%,为2013年以来票房最低。
而即使没有疫情,18年的影视寒冬也让娱乐圈的日子不大好过。以万达为例,从18年开始,万达电影的员工数开始出现拐点,并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2020年营运员工数量首次下降至一万人以下。
整个18年的20家上市影视公司市值总蒸发超1600亿,跌幅在50%以上的公司就高达8家。
面对影视寒冬,当时有声音认为,寒冬未必是坏事,限制明星高片酬、给唯IP论降温,将帮助行业去除泡沫恢复理性。也有声音认为,越是在寒冬,越是需要优质内容,需要创作的初心,需要回归到用户价值。
19年1月,Angelababy在采访中表示,“希望在寒冬中我们可以有机会思考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也希望在未来可以给大家带来更精良的作品。”
几年过去了,寒冬没走,疫情来了,而精品或许还在路上。
比精品早一步到来的是步步紧缩的监管。
2018年3月,网传广电总局出调控新规,从即日起至6月,所有古装题材网剧、电视剧、网大都不允许播出。政策风向的变化让不少剧提前定档后却遭遇撤档,损失较大;
2019年7月,广电总局在电视剧内容管理工作专题会议中要求重点加强对宫斗剧、抗战剧、谍战剧的备案公示审核和内容审查;
2021年8月,广电总局发布通知,要求强化重点时期黄金时段电视剧播出管理调控,提前审查、重播重审,原则上不得编排娱乐性较强、题材内容较敏感的电视剧。
疫情之下,影视行业开始流行一句话,“播出就是胜利”。毕竟由于政策收紧导致积压,对平台和制片方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至于监管能否倒逼出精品,隔壁游戏圈在版号审批停滞后已经给出了答案。
2011年,《甄嬛传》火到台湾,台湾金钟金马双料影后杨贵媚在采访中表示,这是台湾拍不出来的戏。持同样看法的还有《流星花园》的编剧毛训容,她认为两岸编剧素养及成长背景不同,若要她写,恐怕一辈子也写不出《甄嬛传》这样的剧本。
11年过去了,内地也没能再拍出《甄嬛传》这样的戏。
反倒是《甄嬛传》中的桥段跟细节时不时登上热搜,打开豆瓣知乎,总有甄学家写长文分析剧中的人物塑造、人物关系甚至道具布景,由此还衍生出了一个梗,“郑晓龙:你们是真的没有别的剧可以看了吗?”
真相可能是,确实没有。
在疫情持续的这三年里,制作方跟观众对冷饭的需求前所未有的提高。对制作方来说,原创剧风险太高,让投资人难以看清回报,疫情导致的不确定性让资本更倾向于选择具有一定IP基础,自带流量的翻拍剧。
近几年综艺节目频繁上演的“演员重聚”也是同样的逻辑,没有人永远吃情怀饭,但永远有人吃情怀饭。
对观众而言,与其说大众怀念千禧年的国产剧、电影、歌曲、艺人,不如说在疫情持续,经济下行的当下,大众借着对那个自由、包容、充满活力与可能的时代的追怀,表达出对已然失落的价值体系的追念与对现实状况的不满。
就像电影《海盗电台》的那句台词,“你不会想念你从未拥有的东西”。
但正如朱大可所说,“怀旧终究只是一种颓废的辅式疗法,它只能产生短暂的安全幻觉”,幻觉消失后,现实可能还是一地鸡毛。
而当怀旧成为常态,我们失去的可能是正视现实的勇气与改变现状的能力。
众所周知,电影里的1900还有艘船,电影外没有永恒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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