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有一首民谣传唱至今，“世上有个白求恩，中国有个甘祖昌。将军不做当农民，有福不享爱劳动。有钱不用支农业，毫不利己专利人。”民谣传唱的是农民将军甘祖昌的光辉事迹。甘祖昌(右)、龚全珍夫妇。新华社发甘祖昌，1905年初春生于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沿背村的一栋破旧的土砖房。8岁那年，由于家境贫寒，又遇
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有一首民谣传唱至今，“世上有个白求恩，中国有个甘祖昌。将军不做当农民，有福不享爱劳动。有钱不用支农业，毫不利己专利人。”民谣传唱的是农民将军甘祖昌的光辉事迹。
甘祖昌(右)、龚全珍夫妇。新华社发
甘祖昌，1905年初春生于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沿背村的一栋破旧的土砖房。8岁那年，由于家境贫寒，又遇山洪暴发，庄稼颗粒无收，甘祖昌不得不在十里长的崎岖山路上担箕挑矿石赚钱，后来又为富人家挑谷子，为药店老板担中药，来回两百多里路，只为赚得三四角钱为家里还债糊口。幼年的不幸遭遇，让他早早地认识到农民命运之艰辛，埋下日后投身革命的种子。1926年甘祖昌加入农民协会，积极参加张贴布告、打击土豪等活动。一年后，方志敏同志到莲花县召开群众大会时见到甘祖昌，一番促膝长谈后，甘祖昌第一次明白穷人不是生来命苦，而是因为旧社会的剥削制度造成，而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要消灭剥削阶级，使劳动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坚定理想信念之后，同年8月，经人介绍，甘祖昌在本乡加入共产党。1928年，他正式参加红军，投身革命。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甘祖昌被授予少将军衔。他的心情非常激动，真诚地对家人说：“我虽然几次死里逃生，没有光荣掉，但我总时常怀念那些牺牲了的战友，还有那些德、才、资都不比我差的同志。我能有今天，实在是党和部队对我的照顾。”紧接着他又对家人提出，“不能沾沾自喜，不能有一丝半点的优越感，要低调做人，为人民服务”等一些严格的要求。无论是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还是安居乐业的和平年代，甘祖昌身上始终体现着一名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品质和行事风范。
一位诗人曾由衷赞美——“为国献青春，不恋高官俸。淡泊将军高尚妻，甘苦安然共”，讴歌的正是甘祖昌和龚全珍这对不慕名利、务实为民的共产党员夫妻。常人都以为龚全珍的党性修养源于甘祖昌的潜移默化，殊不知龚全珍从青年起就立志参军爱国为民，历尽风霜后仍然不忘初心跟党走，本就是一位不畏艰险、春风化雨的巾帼英雄。
1923年12月，龚全珍出生于山东烟台市大马路平安里21号，家中兄弟姐妹众多，共有11个存活下来。父亲是邮电局的报务员，要靠一个人的工资养育全家13口人，日子过得非常拮据。但与沦为日寇亡国奴的愤慨相比，生活的贫苦不值一提。1941年龚全珍上高中时，校长通知参加一个全市中小学生的大会——日军为庆祝某地陷落而要求召开的大会，龚全珍万分不情愿，在会上她脑海中出现了一幕幕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恶行。会后她便下定决心：这个书不念了！于是借口母亲生病，从学校退学，到一所学校教书，私下里打听哪里有八路军，盼望找到已经参军的三哥，一同当八路军，消灭敌人。
听说大后方是日寇没有打到的地方，设有免费提供教学和食宿的学校，也会有八路军驻扎，龚全珍丝毫没有犹豫就剪了短发，轻装上路。几经周折，她和同伴从山东到达安徽，又从安徽流亡至河南一所中学，边教课边学习。1944年，日寇进攻河南，学校奉命南迁，步行20余天才到达陕西。暂时安定下来之后，龚全珍经人推荐进了西北大学教育系公费学习。解放后，解放军接管了学校，龚全珍立刻报名参军，实现了自己高中时就立下的从军梦，从此矢志不渝。1949年，部队要向新疆进发，面对亲人师友的劝阻，龚全珍没有动摇，认定了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义无反顾地踏上进疆的路。到达目的地后，组织上将龚全珍分配到八一子弟学校当老师。正是在这里她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丈夫甘祖昌，二人组合后成了九口之家。他们一直将无怨无悔、扶弱济困视为人生信条。
“人老雄心在，万难脚下踩。无私便无畏，一心为他人。祖昌精神在，全珍永继承。”这是一首描述甘祖昌和龚全珍告别军营返乡后生活状态的诗歌。一位共和国的开国少将，本应享受荣华富贵的惬意生活，但怎料甘祖昌却拒绝高官厚禄，坚持带领全家人回乡当农民，继续书写传奇人生。这一故事，一时间被人们交口称赞，甚至被写进了课本。
甘祖昌一家返乡之旅可谓一波三折。辞官之事源于他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担忧。1953年以后，甘祖昌的脑震荡后遗症越来越严重，经常昏倒，不得不去庐山疗养治病。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甘祖昌的病总不见好转，回到新疆后又住进了军区医院。驻地安静整洁，专人照料生活起居，条件非常不错，但甘祖昌很不习惯，常常闷闷不乐。这位曾挥洒血汗浇灌出共和国的将军，牵挂着国家建设，一心想着发挥余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支援国家建设。他不止一次对妻子说：“我是农民，我会干农活，干点活心里还舒服点。”
于是，从1955年到1957年，甘祖昌向组织写了3份回乡劳动的申请报告。每张报告的内容都如出一辙地写道：“自1951年我跌伤后，患脑震荡后遗症，经常发病，不能再担任领导工作了，但我的手和脚还是好的，我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农村当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这3份报告代表着一位老共产党员火热的心，他再三申请，甚至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检查工作时，甘祖昌也不忘当面提出申请。最终，组织上同意甘祖昌辞去领导职务回乡务农。
作为妻子的龚全珍，尽管对回乡后的生活和工作有无数担忧，但依然这样说服自己——既然当初以身相许，那么无论天涯海角，都应该不离不弃，跟随到底，工作和前途全靠自己拼搏。如此，1957年8月，甘祖昌全家踏上返乡之途。临行前，他再次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告诫家人，“新疆到莲花，路途遥远，要尽量少带行李，为国家节省点差旅费”。为了精简行李，他甚至检查众人行李，要求棉被棉衣只能带面，不带棉花，检查完才让捆好。全家大小14人，行李只有3个箱子，3个袋子。然而为做好改良家乡物种的准备，他却不惜带上8只笼子，装着约克猪、安哥拉长毛兔以及来航鸡等品种随行。这次弃尊就微的选择，甘祖昌带领全家生动地诠释了淡泊名利和心系人民的真谛，体现出一位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本色。
回到阔别20余年的家乡，甘祖昌像革命战争年代一样，竭尽全力做事。纵使沿背大队是个山穷水瘦之地，也阻挡不了甘祖昌要将它改造得田肥水美的雄心壮志。初冬的一天，甘祖昌召集全家人到屋后多年不长庄稼的虎形山上，传授南泥湾开垦荒地的方法，将表层土和深层土置换位置，施以农家肥，荒地也可以收获蔬果。在他的带领下，全家人说干就干，一个冬天挥汗如雨，竟挖断六七把锄头。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春天，这片曾经的荒草地结出长势喜人的萝卜和番薯。
在他的带动下，周围的乡亲也向荒山进军。面对大队年年依靠国家返销粮的情形，甘祖昌倡导成立改造冬水田实验小组，带头兴修水利，挖沟修渠，研究水库和发电站的建设方法。在家乡的29年里，他带领乡亲们修建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渠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资金不足，甘祖昌来凑，据统计，甘祖昌返乡后的工资收入加原有存款共计10万余元，其中支付用于国家建设和救济乡民的支出就高达近8万元，超过收入的70%。他常说：“为人民做有益的事，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
功成身退之后，甘祖昌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乐善好施的优良作风。他从不摆酒席，不买高档烟酒，只喝自家酿的米酒，抽自己种的生烟。一件衣服破了就补，补了再穿，不能再补了，还要留着做鞋底，反反复复十余年，甚至比不上村里寻常人家的穿戴。群众笑称他是：一身补丁打赤脚，一根烟斗没有嘴，罗布手巾肩上搭，走路笔挺快如风。他总是告诫家人，“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能摆老干部的架子”。
乡亲们遇到发展生产或天灾急病的难处，甘祖昌二话不说，立刻支援，甚至会给医院打电话嘱咐说，钱不够，甘祖昌负责缴清。每月的工资，他不是给穷人应急用，就是为村里的农田水利建设支援。在弥留之际，他嘴里仍在断断续续地嘱咐：“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这位为中国革命洒过热血的开国少将，又把汗水和余晖洒在故乡的土地上。他用红军老干部的担当和共产党人的忠诚，竖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
回到家乡后，甘祖昌投身农田水利忙得不亦乐乎，随夫回乡的龚全珍也从未以将军夫人自居，主动发挥所长，投身教育。她曾步行25公里到县文教局联系工作，被分配到的学校条件简陋，她也一点不嫌弃，第二天就背着铺盖前往工作，从此把赤忱的爱心倾注到那片红土地的教育事业中，直至退休。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信仰的力量：共产党员的信仰故事》，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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