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飞速发展伴随着资源要素的激烈碰撞，即将迈入晨昏线的国企散发出温暖明亮的余晖。国企职工在享受福利待遇的同时，来自市场的气流吹进北方的国企大院，这股气流夹杂着新的思潮、新的生活方式，唤起了年轻国企工人打破现有生活节奏的决心。
改变似乎在一夕之间，曾经的坚实工厂将要面对分崩离析的结局。少数的人走了，留下的大多数人要真正接受工厂不再、工作不复的现实又谈何容易，失落、迷茫、抗争、受挫，工人们的生活划出此般印记，在与真实社会的冲撞与适应中，他们完成了身份的重置，也开始了人生的新篇章。
从国家主人翁到社会边缘人
刚入职的年轻职工或许可以先知先觉早为前程做打算，但对绝大多数工厂职工来说，工作数十年的单位要于其解除一切关系自然令人无法接受，认为上岗下岗都全靠领导意志，实质是毁约行为，他们大多都举了“签合同”的例子。
1992年，国家正式提出“破三铁”，希望通过废除企业内部“铁交椅”“铁饭碗”和“铁工资”的弊端，实现“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机制 。1995年，正式通过“全员劳动合同制”，事实上废除职工的“铁饭碗”。
一位下岗大姐说：“记得那是刚生了女儿以后，我印象特别深，1996年底，1997年初，说要去签合同，刚生完孩子，天又特别冷，我说我不去了找个人代签就行了，主任讲不行，必须要自己来，必须要签合同，还要签多长时间，根据你的年限啊或者什么，像我最多可以签二十年，多了也不行。签合同也没有用啊，说让你下岗就下岗，合同不也就作废了么。”
下岗大姐：“我是1998年就下岗了，始终在厂里下着岗，然后到厂里破产的时候就没在厂里上班了，下岗后跟厂里是什么关系？就是叫下岗，每个月是132块钱的下岗工资，厂里给买养老保险，那时候企业人多啊，国家不也是提倡嘛……其实让我下岗，当时心里也是怪难受的，好好的工作不让你干了。当时的时候人很沮丧的，因为你适应这个环境了，然后你要再到别的环境去就觉得……因为在厂里是很舒服的，工资拿的还可以……”
职工下岗后对于身份变化的感知始于经济收入的下降而非职业声望的改变。正是由于下岗潮波及范围极广，买断工龄下岗并非个案，在这场集体行动中，工人仍可以以“大环境如此”麻醉心理，行为上则呈现出“随大流”的现象。此外，由于下岗后，大部分工厂仍会逢年过节向下岗职工发放慰问品，工人存在熬过这阵或许能再上岗的心理。
尽管全国情势相若，与工厂也未完全斩断联系，但下岗后，双职工家庭靠每月两百多元的下岗工资断然无法支撑生活开销，在集体下岗潮中另谋出路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达成的，工作的丢失经济的下滑直接冲击婚姻关系稳定和子女抚养成本。
模糊的破产记忆，但舍不下集体归属感
“破产其实那时候我们厂生意还是很好的，我印象特别深，还在七楼打工的时候，过中秋节还给我们下岗的每人还发两桶油，如果不好的话，下岗哪有你的份呢？”“我们钢铁厂的利润相当可观，直到厂里全部破产以后卖给私企，仍然干了十来年。”可见生活在同个集体的生活经验更容易催生集体记忆、集体归属感。
曾经的“老大哥”时代已经谢幕，新的身份正在开启
被“抛弃”的工人，虽然部分职工已实质下岗，但工厂所作解释是“回家休息”“放长假”；并且虽然工厂经营困难，但绝大多数员工都认为这只是暂时性的，未能预料以后的大变局，工人对环境变化仍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
四五年的时间，遍布全国的下岗潮让工人们对处境有较清晰认知，抗争的失败也加速群体的悲凉情绪。工厂即将不再，工人们也明白曾经的“老大哥”时代已经谢幕，统一的身份标识渐渐模糊，新的身份正在重置。
就下岗工人而言，这种身份变换导致的心理失调是由于下岗潮的发生，工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和单位而产生的，同时由于这种现实又于曾经令人自豪的国企工人身份存在剧烈差距，失调逐渐加深。
下岗工人通常会通过表述通过努力勤奋能自食其力，有知识技术可以再另寻出路等来否定“企业蛀虫”等社会对其的负面评价，也多会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居无定所的南下打工仔对比来表达“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感情，这种调适方式多为被动的自我说服，是种自慰式的内心平衡。
在与下岗工人交流中，笔者发现本文发现心理调适的过程还包括同其他单位下岗工人的对比。通过与匆忙破产，安置不佳的企业对比，认为自己起码享受到所有破产安置的政策，加之拥有长年国企经历留存的私有福利，吃亏并不算多，因为“又不是你一家下岗”，“人家啥都没捞着，不一样下岗了”。但是我们厂破产把所有国企破产该享受到的政策都享受到了，就我们地区这块，我们厂享受的政策的最多的，就是内养啊、提前五年退休啊……都享受到了，都争取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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