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18日,中央宣布了一个设想已久的决策,那就是将归属于四川省管辖的重庆市划分为一个新的直辖市。也就是说,重庆今后就从四川省独立出来,归中央管理。
而这一决策的提出者正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那么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邓小平是如何能够做到高瞻远瞩,推测出将四川和重庆分开更有利于两地的发展呢?他这样做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重庆的历史发展过程
我们先从重庆的历史发展来说起,虽说四川的省会是成都,但在历史上,重庆的发展程度并不比成都差。
从远古时代开始,重庆地区就已经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当时的重庆是一片丘陵和谷地,原始森林覆盖充分,并且气候温暖潮湿,这样的条件很适合人类生存。
而1985年,中国科学考察队在巫山县龙骨坡的发现就很有力地证明了,在200万年前,重庆地区就有了人类的活动,是我国少有的率先产生人类文明的地区。
我们都知道重庆直辖市的简称是渝,而这个字的来由则要追溯到随文帝时期。开皇元年,当时的嘉陵江还叫做渝水,因为渝水绕城,故将楚州改为了渝州,所以才有了现在重庆的简称。
而重庆一词,更是有着八百年的历史。崇宁元年,宋徽宗改渝州为恭州。
宋淳熙十六年,南宋光宗赵惇因先在恭州于正月封为恭王,二月受内禅即帝位,自诩“双重喜庆”,于是便将恭州升格为重庆府,重庆便由此得来。
在那之后,重庆也多次作为我国重要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地而受到国家的重视。
1911年,同盟会在重庆建立蜀军政府。辛亥革命以后,在1921年,又在重庆设立商埠督办处。1922年又改为市政公所,1926年改市政公所为重庆商埠督办公署,次年又改为市政厅。
1929年刘湘改巴县城区为市,重庆由此建市,改市政厅为市政府。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由南京迁至重庆,于1937年11月定重庆为“战时首都”。
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颁令,将重庆升格为直辖市。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
1953年3月重庆改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7月重庆市并入四川省,改为四川省辖市。由此可见,重庆历来是四川省内一个重要的发展中心。
那么邓小平又为什么要提出将重庆重四川分离出来发展呢?难道将重庆归属于四川就不能推动重庆地区的发展了吗?
设想萌发
这并不难解释,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伟大的决策者们就发现了重庆地区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的设想提出,而如果想要真正地得以实施,就必须进行一些实地的考察来检测这个设想的可行性。因此,邓小平便将涉及到的地区挨个走了一遍。
1980年邓小平来到了四川进行考察。在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和紧密的思考后,邓小平萌生出了一个设想,那就是将重庆从四川当中脱离出来独立发展,会更有利于这两地的各自发展。
而这个想法并不是第一次被提出了,重庆与四川脱离与否的问题,早在中国近代就已经有了考虑和定夺。
抗战时期的重庆就曾经脱离过四川。当时,由于有人在传播国民政府要迁都到云南昆明的谣言,重庆就被作为一个陪都的身份,和四川暂时分开了。
这样做首先是想要粉碎这个谣言,其次也能表达我国要和日本抗击到底的决心。不过这次分开并没有持续多久。1949年全国解放之后,重庆又被划分回了四川省的管辖。
也许是在之前将重庆独立的尝试确有可取之处,在邓小平提出之前,就曾经有人提出过要将重庆和四川分离的想法。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都没能得以实现。
这一次邓小平南下考察后,又再一次提出这个方案是他认为将重庆独立出去很有必要的。那么让邓小平如此坚定地坚持这个想法的原因有哪些呢?
理论依据
首先,邓小平考虑了当时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心问题,也就是选择哪个城市来带动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最合适的问题。
那时的西南地区并没有发展起来,由于地形多是崎岖的山地和交错复杂的水路,极大影响到了当地人的交通问题。因此西南地区的大部分城市都没能实现互联互通,经济发展极为落后。
但重庆则不一样,与其他地区相反,重庆可以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因为重庆水路十分发达,是三个省的水路交汇中心。
经过重庆的航道既可以带着当地的人们到达我国当时东部最发达的经济中心,又能连接我国的西部,进行一些资源上的互通。所以重庆的地理条件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事实上,重庆也正是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
除此之外,在军事工业方面,重庆也有着自己的优点。战争时期,重庆就曾经多次被设为军事重地,也曾建立过多个强有力的军工企业,这又使重庆的综合竞争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工业、经济、文化这三个优点,给重庆带来了无限的潜力。而这也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会将西南地区发展的重心首先着眼于重庆的原因。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如此,那就将重庆作为重要经济发展地区大力投资不就好了?又为什么必须要让重庆从四川分离出去呢?
这就又要提到重庆想要有所发展必不可缺的政治需求了。
以上我们说到卓越的经济优势,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地位和资源,来给重庆更好的机会发展的话,其发展的阻力还是很大的。
因为,即使重庆地区有着种种发展优势,但如果它仍受四川省的管辖,那么作为四川省省会的成都,就必定会限制到重庆地区的发展。
当时的四川省,由于复杂的地理原因,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化现象。可以说,成都和重庆两个地方都是四川省的行政中心,但省会毕竟是成都,因此重庆即便有着再好的条件,却也没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据统计,在提出这个设想之前,整个四川省的人口是8000万左右,而一个重庆市就占了3000万。这是一个极为不均衡的比例,当时重庆市所占四川省的占地面积比例也不过不到1/4。
因此,为了激活重庆市人口的经济发展潜力和更好地提供政策上的帮助,只有在提高重庆经济地位的同时,也提高政治地位,才能给予它更好的发展。
如果说前面的两个原因都是邓小平这一设想出于现实方面的考量,那么接下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出于政策方面的需求,那就是——三峡工程的建设问题。
1980年左右,改革开放事业蓬勃发展,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复苏,相应的问题也逐渐显现,那就是用电问题。
当时我国急需大量的电力,但是已有的电力供应水平却很落后,不仅发电量小,质量还不高,在投入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供电断断续续的问题,困扰着我国众多大大小小的工厂。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的经济就无法腾飞。
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需求,1985年,邓小平将这个问题反馈给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李鹏表示,正在筹划的三峡计划可以很好地解决,但问题是,如何能快速推动三峡计划的落实呢?
要知道,当时的三峡计划并不是一项说做就能做到的计划,而是一项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大难题。
其中就包括开发三峡后的移民问题,以及是否要以三峡特区来命名等问题。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三峡工程中的两个峡都在重庆,如果要开工修建三峡大坝,那么三峡的水必然会冲入重庆的东部地区,但如果不进行移民,又会对人口和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可毕竟移民是一项不小的工程,因此,党中央考虑了许久,但还是没能给出一个最好的方案。
首先,涉及移民的人口众多。通过当时的统计,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113万人。如果让当地的人们离开原有的家园和从古至今延续的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在1985年三峡地区的占地面积仅仅是八万多平方公里。
如果让这些移民人口全让三峡地区自己消化,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样做会造成三峡地区人口过于拥挤,随后必然也会带来严重的民生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避免这个现象的出现,要找到一个有带头作用的城市,这个城市要拥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消化能力,同时也要符合中央的战略布局。
想来想去,就只有重庆能符合这个条件。同时,建设三峡大坝确实有很多好处。
首先,长江两岸的物资非常丰富,经济也足够发达。如果建成三峡大坝,我国首先就可以解决一直导致西南地区联系不够充分的航运问题,让西南地区各地的交通联系更为紧密。
通过三峡工程的建设,还可以让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更方便,推动人口的地区流动,带动经济发展。
其次,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建成三峡大坝可以提供我国急需的电力。
而电力能源的使用,则可以让我们大幅度减少使用煤炭资源产生的环境污染,既解决燃眉之急,又能很大程度上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发展速度。
衡量完这些利弊,邓小平郑重地对李鹏说:“建设三峡工程给我国带来的实际效益,是远远不能估量的,不能只对其进行否定的判断,还是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们仔细研究一下为好。”
而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就与重庆的分立有关。
三峡特区这个名称的由来,是来自于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在1984年3月向党中央提交的《关于开展筹备三峡工程的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叫法。
但即便是在我们看来这个名称也是稍有不妥的,因为改革开放的另一个重心就是在我国设立经济特区,而如果将三峡工程涉及到的地区叫作三峡特区的话,很容易和经济特区进行混淆。
因此,有人提出将三峡地区称作“三峡行政区”或者“三峡省”比较好。不过关于名称的问题,中央讨论了一年多,也没有能给出最终的定夺。
直到邓小平给出了一个提议:那就是可以考虑将四川分成一个省和一个直辖市,这两者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各自发展。
这样做的好处不仅仅是能方便三峡地区的管辖,结合我们对直辖市的定义来看,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特别行政区是同一等级的。
直接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管辖,直辖市的市长更是与北京市的政府是同一等级,由中央政府委员担任。
如果将重庆作为一个独立的直辖市,不仅可以避免地区之间政治工作的重叠问题,还可以借助直辖市直接受中央管辖的政策优势,大力吸引政策支持来发展重庆的经济。
邓小平的设想得到了李鹏的高度赞同。
因为如果按照邓小平的这个方法,既解决了之前就存在的重庆地区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在四川和重庆分开以后,还可以单独管理长江三峡一带,那就自然不用再考虑是否设立三峡行政区的问题了。
李鹏回到北京后,立马把小邓小平的想法转达给了中央。
中央也认为再专门为三峡工程设立一个“三峡行政区”或者“三峡省”不太妥当。
因为这必定要涉及一些其他的省份,而要从别的省分离出一些市到三峡省,那这自然会对其他省份的管理问题造成很大的困难。
因此,中央放弃了建立三峡特区的设想,在1986年5月8日下达了一份《关于将三峡省筹备组建改为三峡地区经济开放办公室》的通知。
投入实践
但对于邓小平将重庆从四川独立出来的提议,毕竟也是事关很多地区的重大工程,因此中央并没有很快地做出决定,而是进行了几年的探讨和研究。
终于,在1997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了将重庆设为直辖市的提案。
1997年6月18日,万县,涪陵,黔江被划入重庆,重庆市正式成为了一个新的直辖市,管理着三峡工程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移民问题。
果然,在设立直辖市以后,三峡工作的开展进程也一直十分顺利。由于有了专门的直辖市的管理,就连最头疼的移民任务也进行得十分有条不紊。
由此看来,邓小平的决策真是有着高度的远见。
不过即便在重庆与四川分家以后,邓小平心里还是存在着最后一个顾虑:那就是,不管是四川还是重庆,人口基数都过于庞大了。他担心即便分开以后,人口过多,地方太大,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但事实证明,邓小平的这个忧虑在重庆市直辖市成立后,就显得不再是问题了。
因为在划分重庆直辖市的同时,也从四川原有的管理区县内划走了四十多个行政区县。
这代表着四川省直接管理的人数和地区,都有大幅度的缩小,很大程度上地减轻了四川省政府的治理压力。
数字是最有力的证据。如今回看四川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四川的经济发展自从1997年以来有了明显的改善。年经济生产值从0.3万亿元,直接跃升到2022年的4.9万亿元,直接翻了16倍。
除此之外,在被确立为直辖市后,重庆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由于受中央的直接领导,重庆便拥有了从前从未有过的政策上的优势,成功地带领着西南地区的经济一路腾飞。
据统计显示,重庆在1997年的城市化率是29.5%。但到了2007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就已经达到了48%。更不用说,重庆的GDP更是翻了好几番。
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重庆也同时吸引到了很多的外资。这一次,外资企业不只是在沿海地区开办工厂了,更是来到了中国的内陆——重庆。
这深刻影响了我国的经济格局。
随着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平地而起,我们才真正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
在如今这个已经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的时代,再次回顾过去,回顾邓小平的决策,我们还是不禁感叹邓小平同志的伟大。
事实证明,不论是改革开放还是设立重庆直辖市,邓小平的提议果真高明!我国能有现在的发展水平,更是离不开像邓小平这样一个个伟大人物的领导!
在此致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敬伟大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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