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巯基丙醇是重金属中毒的解毒剂-解毒剂二巯基丙醇主要用于

1960年2月28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长篇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和社论《又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报道了为挽救山西省平陆县61名中毒的筑路民工，各级各地、各行各业纷纷伸出援手，合力突破当时通讯、交通极为落后的困境，用无私大爱帮助61人重生的故事。这篇文章被国家和各地报纸电台争相转载播发，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后来作为经典通讯稿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北京电影制片厂仅用50天就将此事改编为同名电影上映，激励振奋影响了好几代人。但相关报道中，始终只字未提这些民工中毒的原因，其中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这一切，都要从1960年2月2日晚上说起。

2月2日是农历庚子年正月初六，当晚平陆县委正在县委东院召开扩大会。10点左右，县公安局局长燕英杰被从会议室里叫出去接电话。电话是张店公社打来的，燕英杰接完电话后眉头紧蹙，立即赶回会议室，向县委书记郝世山报告了一个紧急情况，风南公路张家沟段61名筑路民工当天晚饭后出现中毒，情况严重！

风南公路是当时三门峡水库建设北线交通大动脉之一，全长约200公里。1955年7月，国家决定在黄河三门峡段入峡口处兴建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为支持工程建设，平陆县城大批居民需要搬迁，原先沿黄河北岸的公路也将被淹没，必须另修新路。因此1959年10月，风南公路开始修建。张店公社位于平陆县最北端，也抽调了300多名民工，采用军事化组织方式，编成了张店公路营，下辖3个连，每连3个排，其中三连人数最多，有110多人。

为了加快进度，张店公路营和其他施工队伍一样，夜以继日地抢筑公路，春节期间也没有休息。2月2日晚上，三连的工人们像往常一样，在张家沟一农家吃晚饭。三排长李中年赶回驻地时，大部分人已经吃过晚饭，锅里的高粱面汤也所剩不多了。李中年吃着吃着，突然发现碗里有硬硬的、像小石子一样的异物。他一开始以为是没化开的面疙瘩，咬开来后却不像。他走到灶台旁，发现灶台上也放着和自己碗里一样的红色“石子”，只是块大得多。三连连长王孝先在碗里也发现了同样的东西。这时，已经吃过饭的工友们开始一个个捂着肚子，嚷着难受。李中年也感到一阵眩晕，他猛然意识到这“石子”有问题，好像是拌种子用的“红信”！

“红信”是当地人对砒霜的称呼，因为有杂质看起来是红色，农村播种前常用它来拌小麦或玉米种子，以毒杀偷食种子的老鼠。但砒霜怎么会跑进饭锅里呢？王孝先意识到情况严重，赶紧安排中毒较轻的人员赶到距离不远的营部报告情况。营部迅速联系了张店公社医院，同时向县公安局进行了报告。

听完燕英杰的汇报，郝书记立即宣布会议暂停，简要说明了情况，要求大家全力以赴抢救中毒人员。此时，张店公社医院已经组织了近30名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展开救治。随即，平陆县医院的医生也由解克勤医生带队火速赶来。大家对中毒民工挨个进行检查，发现14人属于重度中毒。同时，在锅底找到了一块还没有溶解的“红信”，经过化验，确定是砒霜中毒。在没有找到有效疗法之前，他们只好先给中毒人员服用甘草绿豆汤，同时输葡萄糖以增强抵抗力。但事与愿违，效果并不明显，重度中毒者甚至开始昏迷。

解克勤知道，必须立即找到特效药，才能挽救中毒者的生命，但在场的医生都没有治疗砒霜中毒的经验，不知道这种特效药叫什么。心急如焚的解克勤想到了县医院同事——司药员王文明，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王文明说要用二巯基丙醇，他到药库里找看看。正当大家松了一口气时，王文明却打来电话：经过仔细查找，县医院没有这种药！此时，病人症状越来越严重，呻吟声不绝于耳，更多人开始陷入昏迷。李中年虽然第一个发现了“红信”，但之前已经喝下了不少面汤。现在，他感到肚子里像火烧一样。数九寒冬的天气，解开衣服还大汗不止，痛苦之下，甚至把自己肚皮都抠烂了。

鉴于张家沟民工驻地条件有限，61名中毒者连夜分批转移到张店公社医院。解克勤等人紧急研究后，立即向平陆县委反映，病人必须尽快注射二巯基丙醇，而且61人最少需要1000支！为和死神抢时间，县委当即安排人手，分三路前去寻找特效药：县卫生局贾建德、杨挺生分别到运城、侯马和临汾；县医院司药员王文明、县药材公司职工张寅虎前往黄河对岸的三门峡市；县委则向晋南地委、专署以及山西省委、省人委汇报，请求上级帮助。

2月2日深夜，王文明、张寅虎拿着介绍信，步行到黄河茅津渡口，敲开船工的门，请求带他们渡河。虽然为了安全，船工自古就有“黄河不夜渡”的惯例，但听说61个病人正等着救命药，老艄公王希坚不顾身体不便，带头走出门外，驾起渡船。半小时后，船终于安全抵达对岸。王文明和张寅虎先后到三门峡市药材公司、人民医院和黄河医院等处寻找，但结果令他们十分失望，整个三门峡市，也没有1支二巯基丙醇！

这时已是2月3日中午。另两路收获也不大，在运城找到了12支二巯基丙醇，山西省人民医院在电话中说也只有7支，只能算是杯水车薪。情况越来越紧急，运城中心医院派来的医生，与之前参加救治的解克勤等人，经过会诊后一致认为：中毒者必须在2月4日清晨前全部注射上这种特效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王文明他们在三门峡市虽然没有找到特效药，但在黄河医院了解到一个重要线索，北京医药采购供应站特种药品经营部（简称新特药商店，是当时卫生部特设的药店）可以买到此药。2月3日下午2点多，平陆县委再次召开紧急会议，郝世山书记下定决心：“只好麻烦中央，向首都求援！”

当时通讯手段落后，打电话极不方便，平陆县委通过几个总机层层转接，耗费了1个多小时，才接通北京。下午4点多，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新特药商店里，大家正在准备下班，突然柜台上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里对方急切地问有没有二巯基丙醇，说平陆县有61名民工发生食物中毒，急需1000支。“我们立刻准备药品！”18岁的业务组长李玉侨迅速查看单据，库存足够，但必须马上到位于远郊的仓库里取药。药店工作人员王英浦二话不说，蹬起一辆三轮车，冒着寒风飞快地向仓库赶去，连来连回用了还不到一个小时。与此同时，平陆县的长途电话也打到了国家卫生部，接电话的是药材器材处处长江冰。放下电话，江冰赶紧向分管副部长徐运北汇报。徐部长当即表示，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在北京市乃至全国范围内找药，运输问题由卫生部负责，如果都找不到，就请生产厂家赶制生产此药！

此时距离最后期限2月4日凌晨已不到12个小时，北京同平陆远隔千里之遥，怎样才能把药及时送达呢？下午6点，卫生部打电话给平陆县委，准备派人搭乘民航班机，护送药品到太原，再从太原运到平陆。可太原距离平陆900多里，以当时交通条件，一天时间都到不了。如果用火车运送，也只能到达距离平陆最近的运城，从运城到平陆还要翻山越岭，仍然无法保证在4日凌晨前送达。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电话骤然响起，卫生部打来电话通知：2月3日晚，将由空军将1000支二巯基丙醇空投到平陆县，请县委做好接收准备；另外，卫生部再派专人护送1000支，乘坐民航班机至郑州市，再从郑州陆地运送到平陆，请平陆县作好转运准备。

紧急关头，人民空军伸出援助之手。2月3日晚上7点，北京西郊机场灯火通明，空军4215机组正在对一架伊尔-14飞机做起飞前的最后检查。30分钟前，机长周连珊接到了给平陆空投药品的紧急任务。从地图上看，位于山西最南端的这个小县城仅仅是一个小点，如何在夜间、在地面没有任何导航的情况下顺利找到平陆，是首当其冲的难题。另外，平陆素有“平陆不平沟三千”之称，境内有3000多条沟壑，200多座山。如果没有确定好空投地点，这么金贵的救命药极易掉进深沟水洼，甚至飞机撞山导致机毁人亡。必须研究好方案，做到一次空投成功，确保万无一失。经过和平陆县委数次电话沟通，反复研究，最终确定将空投场设在该县东南角、地势比较平坦的圣人涧，在空投场周边燃起4堆大火，4个火堆两两间隔400米，形成正方形，作为夜间空投标志。

周连珊很快又想到另一个问题，当天是正月初七，上弦月的光亮不够，夜空能见度不好。空投后药品会跟着降落伞飘到很远的地方，地面人员在夜间很难发现去向，所以药箱上必须装上发光设备。这个问题很快反馈到了新特药商店。李玉侨听说后，立刻找到了五洲电料行的贺宜安、王明德。2位师傅用了不到半小时，就在药箱四个角上都装了灯泡，由16节电池供电，开启后可以发光半小时。

晚上8点30分，卫生部派来了专车，新特药商店的员工抱着药箱坐上车后，开足马力驶向西郊机场。21点04分，周连珊机长驾驶飞机，准时从北京西郊机场腾空而起，飞往山西，全程500多公里。一切顺利的话，他们将于23点30分到达空投地点上空。而此时的平陆县城一片沸腾，县里启动了应急广播，号召群众收集提供可燃物品，很快在圣人涧搭起了4个巨大的柴堆。

当天晚间空中气象条件并不理想，在前半程中，飞机基本上都是在浓厚的中高云层里颠簸穿行。所有机组人员的心都揪紧了，如果天空持续多云，无法看清地面，空投将无法实施。所幸的是，飞过太原后，基本都是高云，可以看到地面情况了。太原、临汾的导航台相继发来信号，帮助领航员判断飞机的方位。但机组人员都知道，飞过这两个地方后，飞机上就收不到地面信号了，只能根据飞行速度和时间来计算判断自己的位置。

飞机按照既定方向飞行，飞越了太行山、中条山。突然，机舱里传来领航员的声音：“前面有灯光，经测算来自三门峡市。”按照计划，再过10分钟，飞机将到达平陆上空。周连珊机长果断下达了准备空投的指令，机械员迅速把降落伞装在药箱上，并再次检查药箱上的灯泡是否正常，一切就绪，只等空投指令。周连珊压住操纵杆，飞机从2700米下降到2100米。为方便地面人员发现飞机，他还打开了滑行灯。

夜虽然已深，但圣人涧周边却是人山人海，所有人都仰着头焦急等待。平陆县邮电局早已开通了一条平陆到北京的电话专线，邮电局长董鸿亮守在电话机旁。电话铃响起，只听另一端传来北京空军指挥部的通知：“请平陆县做好准备，运送药品的飞机7分钟后到达平陆上空。”这一消息很快接力传到了圣人涧，4个火堆瞬间燃起熊熊大火，照亮了夜空和大地。

在夜幕中飞行的4215机组，也看见了地面上4个大火堆。周连珊以火光为基准，下降高度，减慢速度，飞机从2100米高度降低到1800米，再下降到了1500米。空投高度越低，落地准确性就越高，周连珊命令把机舱门打开，高度下降到1000、800米……当指针指向500米时，周连珊果断下达了空投指令。亮着信号灯的药箱被空投员推出机舱，向4个火堆的中心处直落而下。

“看啊，天上掉下来一盏灯！”地面上所有人都忍不住欢呼起来。忽然又有人高喊：“那是降落伞！是降落伞！”没等药箱落地，寨头管理区的一名社员上前抱住了药箱，数千人簇拥着他，走向平陆县安排好的一台小车，在茫茫夜色中以最快速度赶往张村卫生院。

深夜12点，二巯基丙醇终于被送到了张村。一直守候旁边的医生护士们，迅速把这来之不易的救命药注射到中毒民工的体内。果然有效！4个小时后就有患者开始清醒。2天后，61名中毒人员全部病愈出院，重新出现在风南公路的施工现场上。为纪念重获新生，他们在工地上拍摄了一张合影照片。1960年2月6日，《北京晚报》率先刊发名为《千里急救》的文章报道此事，这张照片被登在了报纸上。第二天的《北京日报》也刊登了《披星戴月千里送药救工人》的报道，记述了特效药辗转到达平陆的全部经过。随后就是《中国青年报》刊发的那篇著名通讯报道，让这起轰动一时的事件传遍了祖国大地。

不过，虽然相关报道很多，但都只字不提民工中毒的真正原因，一般都以“食物中毒”带过。很大原因是因为拯救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在当时被作为体现“阶级友爱”的典型，容不得一点玷污。但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最后是揪出了投毒的“坏分子”，不过什么原因并没有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个名叫李敬泽的人，曾在平陆县当过作协主席，他花费了6年时间，终于解开了这一中毒事件的谜底。原来在这背后，一直隐藏着一件涉嫌投毒杀人的重大刑事案件！

其实，早在当年那个夜晚，接到张店公社第一次报告之后，平陆县委和公安局就考虑到有人故意投毒的可能性。郝书记在宣布会议暂停后，一方面命令县医院立即抽调医务人员，火速赶赴现场实施抢救，另一方面，安排县公安局派出侦察员，组织破案有关工作。当晚，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封存了现场农家里用来熬煮面汤的大锅、灶台和屋内所有物品，包括李中年看到的灶台旁放着的那块“石子”，后来化验证明是一块重达150克的还未溶化的“红信”。

“红信”是在锅里发现的，那么当天到灶台边活动过的人，就成了最大的怀疑对象。经过发动群众、层层排查，最终确定有4人在晚饭前来过灶台。3个人是天天围着灶台转的，分别是炊事员、担水工、司务长。还有一个，是公路营里的筑路工人张德才。张德才自称，当天因身体不适在营地休息，到灶台旁去，是为了打水洗脸。但其他人向侦察员反映，平时张德才好吃懒做，打饭时都要在锅底捞稠的，但是中毒事件发生当天，他却将自己的饭分给了其他人，别人问他怎么不吃，他说嘴里长疮吃不下。负责治疗中毒民工的医生也提供了一个可疑情况，当时医生们赶到现场后，中毒人员都争先恐后找医生看病，唯独张德才没有去，最后还是一位医生问他有没有什么感受，他说恶心，医生让他吐出来，他却吐不出任何东西。介于张德才的种种反常表现，公安人员将其列为重点关注对象，密切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当晚11点，平陆县公安局连夜召开张沟村村民和轻度中毒人员大会，进一步了解案情，并且重点宣讲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相关政策，劝告涉案人员主动自首。期间，张德才突然站起来，侦察员们问他干什么，他说头晕不舒服，然后又坐下来。后来，张德才又站起来两次，什么话也没有讲。当晚会议还没结束，张德才就悄悄溜回宿舍，坐在床边抽了很长时间的旱烟，期间一直神情不安，不时盯着窗外。

为尽快找出元凶，公安人员决定单刀直入，传唤张德才。此时的张德才早已是惊弓之鸟，紧张到了语无伦次。侦察员问他：“你说你也吃了毒药，为什么只有你吐不出来东西？”张德才试图做最后挣扎，他辩解道：“我也吃了晚饭，但吃的不多，中毒不严重。”公安人员请来解克勤医生，告诉张德才，通过抽血化验可以查出是否真的中毒。听到这句话，张德才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两手抱着头，沉默良久，终于开口，交待了整个犯罪过程。

张德才的“底子”并不干净。解放前，日军和国民党军队都在平陆设过据点，张德才先后参加过日伪的“保安团”和国民党的“爱乡团”，虽然没有血债，但也干过不少坏事。1947年平陆解放后，他还一度参加过“反共复仇队”，拷打过民兵及其家属。新中国成立后，张德才仍不老实，曾因强奸本村妇女未遂，被判处半年徒刑。1958年9月，他隐瞒历史混进太原钢铁厂当了工人。次年5月，太原钢铁厂在对工人政审过程中，查清了张德才的真实身份和历史问题，太原市北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他管制三年，送回原籍，交由村里监督其劳动改造，但在村里表现一直不好，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大部分人都十分讨厌他。1959年风南公路动工后，村里在没有向公社说明张德才真实表现的情况下，就替他报名参加张店公路营，参加筑路工作。

刚到工地时，张德才也似乎要痛改前非，一度表现得十分积极，所以被任命为三连三排排长。由于劳动强度大、生活艰苦，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德才老毛病又犯了，在工地上偷奸耍滑，自己不干活，还经常训斥其他民工，甚至克扣民工的工钱。民工们忍无可忍，向营部揭发了他的种种劣迹。营部随即责令张德才作出检查，同时撤销了他的排长职务，并在群众大会上批判了他两三次。对此，张德才怀恨在心，特别是对带头批判自己的指导员王万德、副连长仝仁明等干部，他更是仇恨不已，决定伺机报复。

1960年2月2日早晨，张德才请假说去张村医院看病，实际上在宿舍躺着没动，然后借口到伙房打开水，到了灶台旁。趁炊事员去院里倒水的空档，他将早准备好的半斤多“红信”倒进了锅里。在询问到“红信”来源时，他又交待：“是回申娃提供的。”回申娃也是筑路工人，当被带到审讯室时，还没等公安人员开口，他便痛哭流涕，瘫软在地，说：“张德才把我坑害了。”原来，事发前，张德才向回申娃要砒霜，并说要报复干部，干出个惊天动地的事。而回申娃也十分糊涂，不仅没制止张德才，或者向营部报告，反而让张德才投毒时记得给他打个招呼，免得他也被“一勺烩了”。至此，整个案情真相大白。

1960年3月2日，案发1个月后，公安机关对张德才、回申娃作出正式批捕决定。又过了1个月，二人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但张德才制造的悲剧还没有就此终结。张被处决后，其妻改嫁，唯一的女儿张春娥被大姑收养。据曾经在张店完小教过张春娥的老师回忆，由于父亲的原因，张春娥在校期间，一直没有同学与她玩，甚至没人愿与她同桌。后来张春娥的大姑又抱养了一个女孩，对她也渐渐不如以前。张春娥完小毕业后就不再上学，提出想跟随生母生活，但生母改嫁的人家太穷，无法再养活一个孩子，最后也未能去成。因感到人生无望，张春娥在刚满16岁时，就跳井自杀了，成为张德才案件的最后一个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