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在绿色之上，代表着与生活中物质层面的连结。这个瓶子连结着生活中的物质层面 – 透过红色的生存，和寻找在绿色中的真理与正义。
这个平衡油指出我们有着坚持，决心，能量和对生命的热忱。我们是真诚的，能够做出对的决定，并有能量将我们所感受到的带入行动之中。
这个瓶子也强调了将责任视为重担的课题，和时常感到愤恨或是挫折，或是一种想要取代别人地位的渴望。它显示出我们并不容许自己去感觉，而是让自己一直怀恨在心，纵使我们对自己也不承认。
童话的结局通常是什么？“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们对此耳熟能详。其实，不仅是童话故事，好莱坞大片的常见结尾不也是一派祥和吗？最终，正义战胜邪恶，真爱冲破阻隔，英雄完胜坏蛋。。。这正是社会文化向我们灌输的生活应有的模样：一直开心快乐，和谐美满，直到永远！
但这是真的吗？
有关幸福的迷思，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种迷思
1. 幸福是人生常态 — 我们的社会文化通常会坚持认为人们理所当然应该过着幸福的生活。可事实是，在成年人中，约有1/10的人会有自杀考虑，1/5的人会饱受抑郁苦。再加上所有不能归类为精神障碍的心理困扰所引发的各种痛苦，孤独，离异，工作压力，中年危机，人际关系紧张，家庭暴力，缺乏社会支持，遭受欺凌，族群偏见，低自尊，慢性愤怒，以及生活缺乏目标和意义等，我们就会更加清晰地发现：其实幸福并非常态，不幸倒是司空见惯。
2. 不幸福就是缺陷 — 当我们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体验到痛苦的想法和情绪时，就会自动启动自我评判，认为自己虚弱不堪或愚不可及。
3. 为了生活更美好，必须祛除消极情绪 — 我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感觉良好”的社会中，社会文化很难彻底地强制人们去追求幸福。浸淫在这个氛围中，我们通常被要求去做的就是对抗和祛除消极情绪，然后以积极情绪代之。 这个逻辑听起来很美好，貌似也有作用。毕竟，又有谁愿意沉浸在糟糕的感觉中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只要我们是在做生命中真正重视的那些事，自然就会带来五味杂陈之感，喜悦和不快总是结伴而来。如果我们完全认同这种迷思，即“为了生活更美好，必须祛除消极情绪”，那将会惹来无限的麻烦。 因为，如果我们对不快情绪的经常造访毫无准备，就不太可能真正去创造一种更美好和有意义的生活。
4. 我们应该能够控制想法和情绪 — 人类对于自身想法和情绪能够加以控制的程度远远不如我们所期望的那么高。人类的大脑经过几十万年的进化才形成现在的运作模式，又岂是通过一些自我激励的宣言口号就能真正改变？一旦人们认同这种迷思，认为自己可以完全掌控自身的想法和情绪，就会变成加厉地进行自我苛责，深感无力，继而引发更多的消极想法和情绪。
那么对于生活的不尽如人意的一面，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它呢？
以无畏的勇乐去改变可以改变的， 以平静之心去接纳无法改变的事，以人生智慧去区分两者的不同。
假如生活辜负了你，唯一明智之举就是采取行动去改变它。以接纳作为行动之始，是智慧之选。
将时间和精力投注于行动，而非浪费在和不快想法及情绪的对抗中。
能够接纳自身的想法和情绪，而不与它们斗争，并且在价值指引下采取有效行动，这样才能真正创造出那种丰富，充实和有意义的生活。
世界观是我们看待现实世界如何运作的“元图像”。 近代以前人们一直相信“地球处于宇宙中心”的“地心说”观点。到了17世纪初，伽利略推翻了地心说，他声称地球围绕太阳转动，因此受到迫害。我们所认为的现实世界不过是当下世界观的投射。
17 世纪，牛顿把宇宙描绘成一个巨大的机械时钟，我们一直以来信仰这种机械范式的世界观。这种机械世界观认为，世界是由孤立的惰性物质组成，彼此分离，只通过因果关系互动。在它所描绘的图景里，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机器，我们就像机器上的齿轮，相互分离，与宇宙无关。分离是牛顿式世界观的本质，它否认一切关联性，每个人都是相互分离的个体，处在一个冰冷的朴素的世界，不带任何归属感和目的。
透过这个过滤器，我们遭遇了太多的挣扎与不适：焦虑，抑郁，失败的关系，沟通不畅以及阴郁的令人绝望的存在感。分离的原则使人们彼此孤立，诱使竞争而协作，将极端的个人主义凌驾于共同利益之上。获胜取代同情，冲突胜过合作。 大多时候，我们都在按照这一有害的范式生活。
机械论世界观的另一个核心原则是决定论 — 根据现状预测未来情境。决定论限制了我们的好奇心和创造力，但更糟糕的是，它驱使我们避免不确定性，寻求确定性。从文化层面分析，焦虑之所以盛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对确定性的沉溺，它使我们害怕和逃避未知。确定性也会危害我们的与他人的关系，因为它会阻碍自我“真正在场”。
这种世界观使我们的心灵变得机械，沮丧。 因果律代替了存在的意义和目的，而这正是分离性导致的。著名的生态哲学家享利克.思科利莫夫斯基曾说：“我们认为的宇宙，只是我们观察到的宇宙。” 如果我们不断地设想一台机器在运转，那么我们就变得像机器一样思考。如果我们用分离的视角观察和思考，我们就会透过这种孤立的镜头看待生活。想像一下，将黑乎乎的太阳眼镜一直贴在脸上，你看到的事物就不会像其他人看到的那样。黑色的镜片会过滤光线。机械论世界观就是一台黑暗过滤器，大多数透过它看世界。
如果大多数人仍然坚持经典科学假定的古老原则，结果导致我们的生活实在缺乏创造性。
直到20世纪，量子力学从量子层面提示出新的现实:
是时候审视过去的世界观了。量子力学提出了三个重要的概念：
1. 拥抱不确定性 — 拥抱不确定性使我们摆脱了机械论范式对我们的层层束缚。把不确定性当作推动帆船的风，让我们迎向我们追求的生活。不确定性孕育了新的可能。
2. 宇宙处于纯粹的潜力状态 — 不确定性意味着潜在性，所有结果都是可能的。现实更像是创造出来的 — 一种永恒的流动状态，而不是一种固定的存在状态。随着看法和思维的转变，我们也身处可能性的流动中，我们不再是巨大的机器中的惰性齿轮，而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
3. 宇宙本质上不可分割 — 宇宙似乎是一个彻底连接，相互渗透的整体。不可分割性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旦我们认识到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分界是完全模糊的，那么不可分割性就会引发同情和共情。
量子力学原理与你的个人生活有什么关系？答案是几乎与生活中的一切相关。这包括我们能够生活在自我赋能以及具有存在意义的现实中，甩掉那些束缚我们，贬低我们的惰性观念，感受量子力学的开放性以及其带给我们的深刻益处。
宇宙看起来处于一种永恒的流动状态，而我们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于此，量子力学为我们应对变化的潮流提供了丰富的答案。我们不再是牛顿机械宇宙中被决定论限制的惰性组成，而是有意识地创造生活的参与者。在这种运动和流动的永恒状态下，我们并不存在于一个固定的物质现实，而是身处一个不断冒出新的潜在可能性的世界。
如果我们继续选择同样的习惯性思维和情感，我们仍将深陷泥沼。电影《土拔鼠之日》形象描绘了这种情形。比尔. 默里扮演的主角发现自己每天都在循环重复同一天，并因此获得了重塑自己的机会。经历过最初的噩梦般的狂梦之后，他吸取前一天自己犯过的错误和别人犯过的错误，不断重新来过。如果受到了惩罚或者遭遇一个令人抓狂的陷阱，他就可以在下一次选择另一种方式，从而创造新的可能，将自己从过去的习惯性重复中解脱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连接，并由此成为更具同理心的人。
我们大多数人也在与重复性斗争，以期在自己的生活中实现同样的转变。量子模式邀请我们参与自身的成长与变革，这种对现实的全新认知使我们能抓住面前的可能性。量子力学的原理使我们能够摆脱过去，因为我们可以自主选择。不确定性，潜在性和不可分割性为我们提供了掌控自己生活的平台。如果我们以一种奇特的，深刻的方式彼此连接，那么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永恒流动的世界里，我们将不再受到可预测性的限制，从而为新的潜能和个人成长敞开大门。 一旦我们认清意识参与营造现实，那么我们就可以主导自己的人生。
基于量子力学提出的全新认知世界范式也被称为参与式世界观。 它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现实是营造之舞，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现实更多是营造出来的，而不是一种固定存在的客观实体。如果继续坚持那套经典机械范式，将我们看作毫无意义，毫无关联的巨大机器的一部分，就意味着我们将被置于隔离的牢笼和错误的枷锁。摆脱旧的思维横式能使我们与流动的宇宙融为一体。我们变得灵活。
这里给大家谈两种基本的生存模式 — 占有型模式和存在型模式。
占有似乎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份，要活下去就必须占有物品。除此之外，我们占有物品以获得享受。在一个终级目标就是占有文化里，我们渴望拥有越来越多的东西。
佛陀教导人们，人的发展要臻于最高境界，就必须抛弃贪念和物欲。所以说不占有任何东西，让自己保持开放和“空”的状态，不要让自我充当拦路虎，这是获得精神财富和力量的条件。马克思认为奢侈和贫穷一样罪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充分地存在而不是过多地占有。
我们以两种诗歌为例，引出对占有和存在两种生存模式不同之处的理解：
丁尼生的诗是这样写的：
墙上的裂缝中生出一朵花，
我轻轻将你连根拔下，
我将你捧在手里，根茎连同在其他。
如果我能理解，小小的花，
你到底是什么，根茎连同其他，一切的一切，
我也许就明白什么是上帝和人了。
而芭蕉的俳句是这样的：
当我仔细端详， 一朵花盛开在篱笆！
这两首诗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丁尼生对那朵花的反应是占有它。他将它“根茎连同其它” 全部拔出来。丁尼生思索上帝和人的本质，并追问这朵花在他思索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这朵花却被他以探索真理为由肢解生命。
芭蕉对花的反应截然不同。它不想把它摘下，甚至没有碰触它。他所做的只有“仔细端详”。
丁尼生似乎需要通过占有这朵花来理解人和自然，而他的占有使这朵花遭到了毁灭。但芭蕉只希望看一看，并通过看这朵花，使自己与花“合二为一“，让它继生长。
丁尼生与花的关系就是占有型模式，不是物质上的据为己有，而是对知识的占有。芭蕉和歌德与花的关系是存在型模式。这种存在型模式指的是，人们既不占有也不渴望占有任何东西，它是一种充满喜悦的生存方式，让人更富有创造力，达到与世界同一的境界。
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占有和存在这两种生存模式的区别：
1. 学习：以占有型模式进行学习的学生会去听讲座。他们听到一些词语并理解其逻辑结构，尽可能地将它们一字一句地记在活页笔记本上，以便日后记忆从而通过考试。但讲座内容并不会内化为学生个人思想体系的一部份，使其更加丰富和宽广。以这种方式学习的学习只有一个目的 – 紧紧抓住“学到的”内容，不管是完全依赖自己的记忆还是认真复习课堂笔记。
他们不必创造新的东西。以存在方式与世界发生联结的学生来说，他们不会像一张白纸那样去听课程讲座，哪怕是第一节课。他们已经事先思考过讲座会涉及的问题，并且在头脑中形成了自己的疑问。他们思索讲座议题并兴味盎然。他们不会被动接受别人的词语和思想，他们会去聆听，并且听到了；最重要的是，他们接受并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他们听到的内容刺激了他们自己的思考过程。新问题，新想法，新角度在他们头脑中产生。
2. 记忆 – 可以发生在占有或是存在型模式下。两种记忆最大的不同是产生的联系不同。占有型模式的记忆是机械的，词与词之间建立联系靠的是不断重复；联系也有可能完全建立在逻辑关系上，比如反义词之间，相似的概念之间，或是时间，空间，大小，颜色关系，抑或处于同一思想体系。在存在型模式下，记忆积极地唤起词语，观点，场景，绘画，音乐，即记起一个数据的同时联想起很多相关的数据。在存在型模式的记忆中，联系既非机械的，也不是纯粹逻辑性的，而是鲜活的。当人们搜寻合适的词语时，经过积极地思考和感受，一个又一个概念被激活。
3. 交谈 — 我们都有过这样与人会面的经历：这个人可能很有地位，名望或者气质；抑或我们有求于人，希望获得一份好工作，或是被爱，被赞扬。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会有些紧张，并为这个重要的会面做准备。他们事先想好有趣的话题，想像自己该如何开场，有人甚至会规划好整个对话中自己该说什么。或者他们会为自己打气，盘算自己所占有的一切 — 过去的成功，迷人的个性，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外表及行头。简而言之，他们在头脑中掂量自己的价值，并在这番评估之后接下来的谈话中亮出自己的“货品”。长于此道的人确实会赢得很多人的注意，不过这种关注仅仅部分来自于这个人的表现，更多来自于大众判断力的贫乏。然而，如果这个人不够聪明，他不但不会引起别人的兴趣，还会显得呆笨，做作和乏味。与之相反，有些人在会谈前不做任何准备，也不会以任何方式来支撑自己。他们的回应是自发而丰富的。他们忘掉自身，忘掉自己的学识和地位。他们的自我不会将他们挡住，正因如此，他们能完全回应对方及其想法。
因为不会患得患失，他们更能创造和分享，因此能够产生新的想法。占有型的人依赖他们所占有的东西；存在型的人依靠他们存在着这一事实：他们相信活生生的自己，相信如果放下一切去积极回应，新的东西就会产生。他们在交谈中是活泼的，因为他们不会焦急地盘算自己拥有什么，从而扼杀自己的活力。这种活泼具有感染力，常常会帮助对方超越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这样一来，交谈不再是商品（信息，知识，地位交换，而是不在乎对错的对话。双方共同起舞，散场的时候带着喜悦，而不是带着贫乏的胜利感或失败感。
4. 知识与知道 — “我占有知识”和“我知道”。占有知识是指有获取和保存现有知识（信息）；知道具有功能性，是积极思考的过程和手段。在存在型模式中，最好的知识是深刻理解的知识；而在占有型模式中，最好的知识就是越来越多的知识。我们的教育训练人们把知识当作财富一样去占有，以便日后拥有大体相当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人们受到的教育至少能满足他们正常工作的需要。除此之外，他们会得到“知识豪华大礼包”以提升他们的价值感，每个礼包大小与其社会特权基本匹配。学校是生产这些知识礼包的工厂，尽管学校通常宣称要使学生了解人类头脑的最高成就。从印度的思想和艺术到存在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这些知识像自助餐一样提供给学生，学生以自发和自由的名义这里挑一点，那里选一些，而不是专注于某一个课题，甚至不会读完一整本书。
5. 信仰 — 在占有型模式下，信仰表示拥有一种答案，这个答案是可以被理性地加以证明的。它由他人的看法构成，来源于对他人- 通常是对官僚机构 – 的屈从。 因为官僚机构现实的或仅仅是想像中的权力，这样的信仰给人带来确定性。它是加入一大群人的入场券。它免去了人们独立思考，做出决定的大麻烦，使人成为正确信仰的“快乐拥有者”。 在占有型模式下，信仰给人以确定感，上帝原本象征着我们内心所能体验到的最高价值，却在占有型模式下成为了一尊偶像。在先知们看来，偶像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物品，我们把自己的力量投射上去，因而削弱自身。在存在型模式下，信仰的面貌完全不同。离开信仰我们还能生活吗？
在存在型模式下，信仰并不主要是相信某些观念（尽管这种情况也存在），而是一种内在倾向，一种态度。相比说一个人“有信仰”，更好的表达是说一个人“生活在信仰中。” 神学对信仰作了“信仰即所信” 和“信仰即相信”的区分，类似于我们地作为内容的信仰和作为行为的信仰的区分。一个人可以对自己和他人充满信念，虔诚的人可以对上帝深信不疑。我如果深信自己，他人，全人类以及我的自我实现能力，那么这种信念同样暗含一种确定性，但这种确定性是以我自己的体验为基础的，而不是屈服于一个权威，由它来告诉我应该相信什么。
6. 爱 — 人可以占有爱情吗？ 如果可以，要想拥有，占有和保有它，爱应该是一样东西，一种物质。事实上，只存在爱的行为。 爱是一种积极产生的行动。爱是懂得关心，懂得，回应，确信和欢喜，不论爱的是一个人，一颗树，一幅画还是一个想法。它意味着赋予生命以及增加活力。它是一个自我更新，自我加强的行为。 占有型模式下的爱意味着约束，限制和控制爱的对象。它使人窒息，让人死气沉沉，喘不过气，是一种杀戮，而非给人活力。
事实上，占有和存在这两种生存模式都潜在于人性之中，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求生本能会推动占有型模式的发展，因为人基本上都是懒惰的，本性就是被动的，他们不愿意工作或做任何事，除非被物质激励或饥饿驱使，抑或害怕受到惩罚。
但自私和懒惰并不是人所固有的唯一倾向。
我们人类生来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的欲望：想要表现自己的才能，积极主动，与他人建立联系，逃避自私的樊笼。我们仍然可以在从事某些职业的人群，如护士，医生，僧侣和修女那儿发现人的献身及甘愿为他人牺牲的精神。虽然很多人不过是嘴上说说帮助他人，奉献自己这样的话，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言行一致的。
人渴望同他人联合起来，这种欲望根植于人类特有的生存状况中，也是人类行为最强大的动力之一。 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新统一，与同胞，与大自然统一。
占有还是存在，这两种倾向都在我们身上存在。 占有的力量来源于人的求生欲这一生物因素，另一种是存在，即分享，奉献和牺牲的倾向，其力量根源于人类生存的特殊境况，以及通过与他人联合来克服孤独的内在需求。
究竟哪种模式会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价值体系和规范占主导地位，哪种会占上风，哪种受到压制，则取决于环境因素。自工业时代，一代代人将希望和信念建立在“无止境的进步”这一伟大允诺的基础之上。 随着工业不断进步，机器和核能代替了畜力和人力；紧接着电脑代替了人脑，使人感觉我们正通向无尽的生产和消费之路，似乎科技让我们无所不能，科学让我们无所不知。我们正在变成神，拥有创造第二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力量，而自然界仅仅是我们创造新世界的建筑材料。
然而当我们变得越来越像超人时，我们越来越不像个人？ 我们的生活方式所培育的性格特质是致病的，最终会导致病态的个人和社会。然而只有当人的价值观和态度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新的社会才有可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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